人的一生不仅仅是一种存在，而且也是一段行程。当他行在路上，变幻的风景便会与他生命的本源相遇，会使他忘却路途的艰难，体悟到八方来风中生命的气息。
郭利伟就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行者”，他在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行走，在古长城和黄河边行走，在陇右和杀虎口的窑洞、乡村和牧野行走，在他面前不断涌现一幅幅饱经沧桑的画面，从重重叠叠的时间里孵化出来，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凸显出来。于是，便有了他的数以百计的名为“走西口”的系列写生作品，让我们得以领略在高天莽云下逶迤跌宕、皴裂粗砺的黄土地，在沟沟峁峁的丘壑间蕴藉的厚重坚实和豪放雄浑的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地域孕育着一种文化。郭利伟，一个生长在黄河古道的汉子，踏上走西口的行旅，一身阳刚之气，满腔英雄情怀，使他的作品质朴凝重、大气沛然。这种大气，不是风格的选择，而是一种沉潜于心的生命本能，是一种经与大自然接触后显示出来的审美内质。艺术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寻觅，寻觅与自己的气质和情感相契吻合的题材和语言。郭利伟在天旷地阔、坦荡高远的西部，在黄河远去的悠悠白云间，在对壮阔天地的静默中，完成了他的寻觅。他摭拾起古典的浪漫和苍凉的诗意，以一种粗犷执迷的生命力勃发出不可遏止的创造冲动，表达出他内心深处对黄土地的热切的关注。他的作品，正可看作是他行进在“走西口”的旅途中留下的一行脚印。这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生命的另一面。
一件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其中融入了画家自身的内心感受，从而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唤醒了大自然的魂魄。站在郭利伟“走西口”系列作品前，便仿佛听见古时《陇头吟》在耳畔回荡：“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他以对于乡土的挚爱，登高纵览的豪情，描绘袒露绵亘的黄土高坡；用质朴有力的笔触，呈现出大自然巨大空间所蕴藏的深厚时间的瞬间。正如康斯泰布尔所说：风景画是“从飞逝的时间中抓住那一持久而质朴的存在的顷刻。”
郭利伟把自己的感情转移到了大自然之中，又把人化的大自然搬到了画布上，在图像的堆垒中，留住了黄土地“持久而质朴”的一个又一个“顷刻”。
在郭利伟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近于执拗的桀骜不驯的独立倾向。色彩承载起了他对西部地域那份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成为表达他对西部文化审美意蕴的符号性的特征语汇。他十分注重色彩的表现性和写意性，从中提炼出与西部审美意境相吻合的土黄色调，成为他的作品中所独有的意象性元素。
他善于在同一土黄色调中寻求多层次的丰富的色彩变化，在他蘸着土黄颜料用浑厚凝重的笔触铺陈画面时，显然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和快感，也更有一种自我纵容的率性和放松，此时色彩便成为他富有精神性的情感载体，画面也便成为他生命本原的自然流露。改变色彩和改变形体一样，会使画面的视觉图式活跃起来，形成情感冲击力量。而他在色调的调整和补充中又包含着很强的主观性，也因此使作品具有了更鲜明的个性化、风格化倾向。
郭利伟把色彩当作是自已生命体验物化的媒介，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载体，并且深知，色彩只有在表现情感时才会真正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郭利伟喜爱正面光线效果，并且注重运用介于高光与深暗之间的中间色调，而努力着意在这中间色调中变换出丰富的层次。他喜欢采用粗放有力的笔触，涂敷出浑厚凝重的色彩，使整个画面产生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高亢雄浑的美感。他又擅长用线条和色块来塑造空间，色调的平缓转换和从明亮到深暗的渐变，常使轮廓变得模糊。而这恰好吻合西部山川单纯宁静、沉潜入定、壮阔苍凉的特质。
在郭利伟对大自然的凝神观照中，看出了物象的种种点、线、面、体块、色彩，以及这些因素的互相配合，它们的结构以及贯串其中的节奏和韵律，在画布上生动地呈现出他心中的黄土高原。这是一种“以目会心，以心运手”的创作活动。这种创作始于感性，又以感性告终，中间的塑造过程则由理性主宰，理性与感性又是互相联系的。这里所说的感性，是画家的艺术修养、审美意趣、文化底蕴、生活经历等所形成的对大自然敏锐的感悟和体验；而理性则是在技艺层面上驾驭自如的把握能力和富有独特个性的绘画语言。二者相辅相成，有机融合，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
郭利伟常常通过线条的动态组合构成画面的骨架，色彩又是对线条的一种补充、强调和渲染。这种由线条、笔触和色彩组成的既有对立冲突又深蕴和谐的“力态”和“情态”的互补结构产生出巨大的表现张力，让人们能够从中意会出物象的精神内涵和画家的心灵律动。在这种显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质的语言形式背后，蕴藏着一种“形而上”的生命情感，是一种生命模式的动态呈现。令人仿佛感受到在画面的深处正栖息着郭利伟的艺术灵魂。
郭利伟的“走西口”系列作品，都是在面对实景的状态下完成的，他坚持把写生作为自己直接的创作方式，这是对写生在艺术观念上的一个提升。长期以来，写生只是作为造型基础训练用来提高写实能力，或者作为创作素材的积累，为创作提供行之有效的辅助。但是郭利伟对写生的理解产生了质的飞跃。
事实上，每个画家在面对大自然时，内心的理解都不会相同，而且人们看到的大自然并非是真实的大自然，真实的大自然是人内心体验下的大自然，对感官的否定和对思维的承认是对大自然存在终极本原探寻的需要。因为一切艺术的目的在于澄清感知觉的混乱，在视觉范围内建立起结构和秩序。
大自然本身所蕴藉的内涵是无限的，只要你稍微转换一个视角，世界就会呈现一个全新的模样。这也说明写生本身就为画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的可能性。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说：“艺术家一旦把握住一个自然对象，那个对象就不再属于自然了；而且还可以说，艺术家在把握住对象那一顷刻中就是在创造出那个对象，因为他从那对象中取得了具有意蕴、显出特征，引人入胜的东西，使那对象具有更高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来说，真正深入的写生也可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价值的作品。郭利伟更进而认识到，写生对于抵御审美感觉的钝化，磨砺出新的艺术意念和感觉，激活创作灵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他正是通过写生，主动地从大自然中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有所接受，有所拒绝，有所应答，从这取舍和应答过程中，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
看着郭利伟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地画着那逶迤起伏的黄土地，不由使人想起无数次画同一座圣维克多山的“现代艺术之父”塞尚，他认为，艺术创作就是“人加自然”，“大自然始终一如既往，可它的外观却一直变幻不停。作为画家，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大自然所有变幻的元素和外观传达出它那份亘古长存的悸动。大自然的永恒自有一番韵味，这是绘画必须给予我们的。”
晚年的塞尚，在圣维克多山再次爆发出他那青年时代曾经涌动的浪漫激情，他感受到了宇宙中万物强有力的蓬勃生命力，理性思辨和浪漫激情的融合碰撞，使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将现实带入到他的艺术风格中去，使他在继续保持物体的自然形式和稳定质感的同时，在静止的画布上展现生命形成的动态过程的节奏。尽管圣维克多山与其它法国南部的山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有些平淡无奇，但是对塞尚来说，则无异于是一座圣山。塞尚凝望着那熟悉的风景，终于豁然开朗：风景画不是光的格调，也不是人生游戏中的玩耍者，而是一个有自身目的的极顶。塞尚以圣维克多山为题作画共有七十余幅，画面产生出一种自然韵律和浑然一体的运动感，让人仿佛置身在超越时空、无限静谧的境界。从塞尚画圣维克多山的事例，也多少让我们知道郭利伟何以如此钟情于那一片同样看似平淡无奇的西部山川。
郭利伟是从城市喧闹的尘嚣中来到他心仪的黄土地的，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灵得到彻底释放的状态下，才使他更加激情迸发、目光淼远，作品中呈现出一种饱满的精神力量和独特的绘画语言风采，以及滂滂沛沛涌荡而出的审美兴奋。当今的人们正置身于一个缺乏诗意、缺乏激情的时代，郭利伟不甘心随流俗沉浮，他既保持着现代生活的生动呼吸，又摆脱狭隘功利，实现了精神的超越，在与大自然的和谐中找回了人们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
郭利伟作为一个“行者”，他前面的人生正长，路也正长，有待于他的不懈行走，而他这生命中的另一面，也一定会变得更加精彩。
2010年初春时节于上海系云书屋